金融市场上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喜欢将自己戏称为“矿工”，因为他们是宽客。宽客，Quants（金融工程师）的音译，金融市场上名副其实的淘金者。
说他们名副其实，是因为他们在稍纵即逝的市场机会中“淘金”利用的是复杂数学公式和超级计算机，而非直觉交易。
近几十年来，从赌桌上演化而来的宽客一直在华尔街上傲视群雄，并且时而兴风作浪。随着2008年的一场金融海啸，不少华人宽客转战中国资本市场。
而随着2010年融资融券、股指期货的相继推出，中国资本市场上宽客身影正日渐活跃，量化投资也开始如火如荼。但限于金融工具创新和制度完善等因素，量化投资在中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从萌芽到转折点
1971年，巴克莱国际投资管理公司发行了世界上第一只指数基金。也就是说，量化投资在境外已有40多年的历史了。但在国内，量化投资的历史还非常短暂。
“某种意义上，是2005年开始的ETF套利拉开了量化投资在中国的序幕。”长江证券金融衍生部总经理陈皓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财商》记者。陈皓当时就职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从事金融衍生产品的研究开发。
在ETF套利之前也有些机构进行可转债套利，但显然是小荷连尖尖角还没露出来。
2010年前，ETF套利可以说是国内量化投资的主流品种，但随着进入的淘金者越来越多，套利空间日渐狭窄。2009年前后，数位券商衍生部负责人告诉记者该项业务日渐难做。
也就是在2005年左右，一些卖方研究机构开始进行量化投资研究，但限于金融衍生工具的匮乏，所开发的策略无非就是量化选股、量化择时等。
同时，由于当时A股市场持续低迷，机构在量化研究上的投入也是捉襟见肘。“当时在量化研究方面做得还不错的某家机构团队一度濒临解散，成员四处求职，但也没什么机构愿意接纳。”一位资深金融工程分析师向本报透露。
转折点是在2009年左右，当时随着金融海啸的爆发，华尔街华人中最优秀的交易员江平、当时就职于巴克莱的李笑薇等一批海外量化投资人才相继回国。
紧接着，诸如富国沪深300指数增强基金等采用量化方法进行投资的产品也相继推出。
群雄逐鹿：四大派系
2009年量化投资热潮之后，经过两年多的发展，量化投资在国内市场上已经形成券商、公募基金、私募基金，以及期货界四大派系。虽然这是从行业上划分的，但在策略运用以及交易风格上，这四大派系也存在不小的差异。
目前，券商行业中从事量化研究与投资的人占多数，而且根据不同的目标客户形成了一家券商内部共存几个量化投资团队的局面。
以海通证券为例，该公司研究所的量化团队主要针对机构客户，经纪业务部门下属的量化团队主要针对大额零售客户，当然这两者属于卖方性质，此外，资产管理部门的量化团队主要针对所发的集合理财产品，衍生品团队则接近于自营性质。
量化投资的崛起，正悄然改变着卖方研究的业务结构，一般实力雄厚的卖方研究机构都形成了宏观、策略、行业研究、金融工程四马齐驱的研究格局。
目前，券商集合理财产品中采用量化投资的有10只产品，其中国泰君安资产管理公司有6只产品，但规模不大，都只有2亿元左右。
公募基金中，第一只量化基金出现在2004年，但直到2009年开始才出现加速迹象。
2009年，指数型基金发行井喷，指数基金经理一将难求。本报统计，目前共有13家基金公司推出了15只主动管理型量化基金，总规模约241.04亿元，仅占公募基金总规模的百分之一左右。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基金业绩排名都相对靠后。
当然，一些公募基金还有专户产品，主要通过股指期货量化对冲，但相关数据外界不得而知。
私募一直可谓“船小好调头”，虽说也存在诸多限制，但在量化投资方面也开始了较早的试水。特别是股指期货出炉后，私募向对冲基金的转型尤为便捷。
2006年9月，深圳天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康晓阳发行了深国投·天马，这是有记录的第一只阳光化量化私募产品。
本报不完全统计，目前阳光私募量化产品共有26只，从成立以来的业绩看，14只产品净值在面值之上。
期货界也是量化投资的主要阵营。国内期货市场最早的量化投资者以现货商为主，主要做一些内外盘的对冲套利。2008年熊市之后，市值保值需求凸显，一些私募开始对一些与期货相关的证券进行套保。此外，期货公司也纷纷成立了金融工程部。
申万期货研究所副所长何小明告诉本报，鉴于期货市场存在主力品种投机性强、流动性好、套利机会多等特点，期货市场更适合做量化交易。
尴尬：数据、工具、监管、制度
没有什么新鲜事物发展是一帆风顺的，量化投资亦不例外。
“量化投资可运用的方面很广，但这两年市场低迷是很大的一个制约，有些机构出于成本考虑，已经在控制量化团队的人数，甚至减员。”上述金融工程分析师告诉本报。
除了市场环境因素外，数据的准确性、金融衍生工具的匮乏、金融监管的制约以及相关制度的滞后，都是量化投资在中国发展所面临的尴尬。
“和华尔街相比，国内量化投资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金融衍生工具太少，很多策略无法运用。”郑旭告诉本报。
郑旭曾在美国得克萨斯大学任教，后又在华尔街任职，2006年回到中国，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金融创新研究中心主任。他表示，金融管制也在制约着金融创新，而且量化投资人才也是很欠缺的。
做量化投资，毫无疑问，数据是基石。但富国基金另类投资部总经理李笑薇告诉本报，国内数据的不精确一度给他们带来负面影响。
长江证券首席金融工程分析师范辛亭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他从事量化宏观的研究，数据的制约使得研究有时难以进展。
金融创新工具的匮乏，令很多策略无法运用。“国外对冲基金操作手法有很多种，但国内也就是2010年以后才有融资融券、股指期货这些工具来做些对冲，而且融资融券的业务规模还明显局限于现行制度。”海通证券量化投资高级分析师何国凌对本报表示。
工具匮乏也使得很多量化投资人才有施展不开手脚的感觉。江平就是最好的例子。江平回国后，于2009年5月成立了江平超级价值1期，但产品业绩一直表现平平。
江郎才尽？更多的人认为这不过是水土不服而已。因为江平在华尔街大部分投资标的是债券、外汇和金融衍生品等相对容易通过量化的方法进行分析的品种，而在国内，这些还基本属于空白。
不过我们还是能看到一丝曙光的，2月13日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推出国债期货仿真交易，另有消息称该机构正在酝酿推出沪深300指数期权。
“量化投资在制度上也存在很多尴尬。”国信证券金融工程研究员戴军表示，从大的方面来说，沪深300指数期货的标的都是大股票而无小股票，因此并不能完全对冲市场风险；从小的方面来说，公募基金受法规限制只能做套保，目前更多地只能进行指数基金的自动化管理。
戴军还表示，目前证券研究员不能涉及期货，这就对卖方研究机构开展商品期现套利策略也形成了阻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