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胜的关键是什么？
——我们打破了一个纪录！
——我们并不只为破个纪录……如果我们赢了，我们将会改变这场比赛规则！这才是我真正想要的、想做的。”
这段源于2011年好莱坞热门电影《点球成金》的对白，时下正是刘震和他的“量帮”同仁们私下讨论的话题。电影讲述了一支棒球队的总经理用复杂的电脑程序分析比赛数据，带领球队取得一场又一场胜利的故事。刘震现在逢人便推荐这部电影。他说，电影中主人公所遭遇的挑战跟他这样的中国的量化投资人遇到的一模一样。
量化投资，是指利用计算机科技并采用数学模型执行投资策略的投资方式，与传统的基本面投资截然不同。这种一度被称为“另类投资”的投资方式在美欧等成熟市场成为主流，越来越多传统投资公司的天才都在涌向对冲基金。过去5年间，全球对冲基金数量增加了一倍有余，接近万只，控制的资产规模达到2万亿美元。
在中国，这些每每跳出来挑逗人们心魔的对冲基金经理也不再是稀有物种。比如刘震，他现在正是投资圈中炙手可热的量化投资人。他戴一副黑框眼镜，眼神时常露出一丝笑意，身上多了一份学物理出身的书生气，却不会给人留下书呆子的印象。目前他在中国第二大基金管理公司易方达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着中国首只官方注册的对冲基金。在2010年7月中国证监会放宽了监管规定之后，易方达向证监会报备，通过单独管理账户的方式从高端个人客户筹集资金，采用和对冲基金相同的投资策略管理这些资金。
刘震之前实际也有先行者。2000年开始，一帮以厦门大学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统计与金融系毕业的博士们为代表的投资人纷纷初试牛刀，在券商的自营部门和期货公司进行早期量化投资的尝试，先后出现过国泰君安证券公司的章彪、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的刘钊等两代本土量化投资人。2008年后，受到金融风暴影响，一批在华尔街从事量化投资的中国面孔返回国内，除了在易方达担任指数与量化投资部总经理的刘震、富国基金的李笑薇、博时基金的王政，以及南方基金的刘治平，都是在这个时期从华尔街回国。他们进一步推动众多量化产品在中国问世，并取得让人刮目的成绩。
截至今年3月底，中国市场上13只公募量化基金的整体净值涨幅超过6%，这与传统股票型基金同期业绩形成鲜明对比，后者涨幅仅为2%。
而刘震领导的那支不到10人的小团队，管理的专户规模达到人民币600亿元，是国内公募基金中用量化对冲的方法进行投资管理规模最大的理财专户，其管理的6只量化对冲产品在2011年全部都取得正收益，相比之下，2011年股票型基金冠军博时主题，收益率录下10%的亏损。
一场投资界的数字派对已经开场。
在华尔街，类似于刘震这样的投资管理人被称为“宽客”（Quant），专指那些从事金融投资的“数量分析技术派”，而中国宽客则喜欢自称“矿工”——这个新名字恰与“Quant”一词谐音，此外，“量化投资”在中国被认为是一个“黑匣子”，看不见、摸不着，并不被大多数投资人所理解。
“矿工”散布在各个基金公司的办公室里，显示着不同的气质，工作方式也是颠覆式的。中德基金的量化团队在整个公司中处于相对独立的位置，博时基金的量化团队所占据的位置是整层办公室中的一个独立的角落，摩根士丹利华鑫的量化团队办公室有自己的独立门禁系统，而富国基金的量化团队和传统大投研团队更是分隔北京、上海两地。
早上10点，本是交易员和基金经理盯盘、交易等最忙碌的时刻，但在负责博时基金量化投资的投资总监王政所管理的量化投资团队办公室里，大家却颇为轻松。放眼望去，办公室里没有一个交易时间最常见的股票KDJ图形“黑底红线”界面，而是“白底黑字”的JAVA语言编程界面。
他们有自己的工作流程和工作方式：团队中的一名成员在交易头一天晚上值班，负责对交易所隔天公告的数据进行整理更新工作。第二天9点开盘之前，通过预先设定好的模型，经相关软件自动给出交易策略。9点半开盘后，按照模型给定的策略进行交易。早上10点左右，量化投资团队一天的最主要工作——投资决策、交易下指令的工作已经完成。
“矿工”们开会频率要明显低于传统的投研团队。他们每天没有股市开盘前的投研晨会，只有每周一到两次的碰头会，再加上每个月一到两次带上数据和模型说话的例会。传统投资研究的一项核心工作“去上市公司做调研”也不是“矿工”过多考虑的事情。在量化投资人眼中看来，基本面“不重要也不需要”。
刘震把量化投资和传统投资的差别比喻成西医和中医的差别。假设把上市公司老板的“面相”作为选股模型考虑的“因子”之一，传统投资人对面相“好坏”的判断可能凭借直觉、经验这样模糊的概念，但量化投资的方法却是这样：
先将全部上市公司老总的照片扫描并输入电脑，建立相应的照片数据库；然后定义“面相好”的标准，比如额头的宽与长的比例、面额的大小等等；再以衡量标准得出不同公司的分数，最后分数就可称之为“面相因子”，成为选股模型变量的一部分。但是这个“面相因子”质量是否良好可用、是否对投资成果有效，则需要不断反复验证。
“那种搞一个模型加一个约束条件就称之为‘量化’的想法大错特错。”刘震说。他强调，量化投资是一个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先观察事件之间的联系，再假设一个结论，然后去预测分析，最后检验并证实这个结论。在由他参与发起的一个聚集了中国主要量化投资人的松散组织“量帮”成立时，他在协会章程里写下了他所理解的科学的量化方法论：
“科学的方法论，是通过观察或实验去取得数据，构建理论去解释数据，然后通过实验去验证理论的过程。逻辑推理和量化是科学方法论的核心。……量化投资则是投资管理科学化的必然延伸。”
这实际上是一种在证券市场上找规律、找错误的游戏。谁先找到新规律、新错误，谁先获得超额收益的可能性就越高。传统投资中的个股“估值、基本面、财务指标”等全部转化为量化投资模型中的各种标尺、因子、权重和参数。为了捕获超常规的投资回报，他们要找到这个无规律的市场中某个或者某些有规律的变化，并捕捉这样的机会而获得投资收益。
这种游戏下，中国宽客们所要做的是，把自己所专长的优势发挥到极致。
办公室里少言稳重，私下爱戴着墨镜踢足球的王政曾在哈佛大学从事地球物理博士后研究，是一个典型的“矿工”。加入博时基金之前，他在巴克莱全球投资公司的主动量化投资团队中管理过一只10亿美元的对冲基金。他是国内的量化投资人中“前辈级人物”，仍是广义的价值投资的坚守者，目前管理着博时基金旗下四只公募基金（资金规模约人民币23亿元）。他擅长于应用阿尔法投资策略——一种以量化投资的分析方法为标尺，把广义价值投资的理念和量化投资相结合的投资策略。在王政的核心选股模型中，有几十个可能影响股票预期收益率的信号，如相对价格、基本面、市场情绪、宏观因素。
他对中国市场的独特理解在于对中国市场情绪影响因子的判断。首先，从市场的现象分析交易量、现金流等，再去分析影响情绪的消息源本身，是中介机构、媒体还是上市公司本身，分析对股价的影响是暂时的还是长期的，如此等等，之后将这些影响因素和价格波动之间的规律抽象成信号，放入模型之中。
与王政相比，摩根士丹利华鑫的刘钊则完全是个本土人才。大学时代就开始用业余时间炒股的他，在A股市场上已经摸爬滚打近十年。他拥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统计与计算机科学双学位，并曾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博士后课题，率先开展股票类结构化产品的研究。
“没有烂的股票，只有烂的操作。任何一种股票都有为你赚钱的可能。”刘钊说。他是一个典型的市场派，并不认为价值因素是选股模型中最重要的权重，因此在他们设计的独门武器——“多因子”量化的核心模型中，强调的是选股与选时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互相作用。
每个“矿工”对自己的模型都信心满满。“从量化投资的方法论来说，不经过验证的东西是不能接受的。” 富国基金另类投资部总经理李笑薇说，这是量化投资人跟传统基金经理重要差别之一。
这是一场聪明人的游戏。“必须对数字敏感。”摩根士丹利华鑫的刘钊说。他称自己从小奥数成绩就相当出色，做数独游戏“小菜一碟”。他认为量化投资人对数字的敏感，凭的并不是简单的记忆，而是善于发现数字之间的规律和联系。
为了筛选适合的量化投资人加入自己的团队，刘钊亲手设计了一套应聘笔试题。里面充满了各种智商测试、数独游戏测试以及数字找规律题目——其中的一道题目上书“2，5，9，19，37”五个数字，要求测试人根据规律填出下一个数字（正确的答案是“75”）。“这一整套笔试题目，迄今还没有应聘者拿得到满分。”
易方达基金的刘震在招聘量化团队成员时，特别偏爱奥数成绩优异的高材生。他既不用笔试也不用上机考试，而是问出千奇百怪的问题，来考察应聘者的思考能力和反应能力。“请用最快的速度说出有三张饼，一张两面黑，一张一面黑一面白，一张两面皆白，三张饼夹在一起，一面黑朝上的概率是多少？”他突然发问。
2010年，在与传统投资人交流时，刘震发现有些人特别喜欢谈论 “小道消息”，而且一部分“先知先觉”的投资人通过捕捉“小道消息”的机会，从中获得了超额回报。他开始琢磨着怎么样才能参与到这种获得超额收益的机会中去呢？
虽然无法获知这些小道消息，但是他发现获得“内幕消息”的投资者往往与普通投资者在交易行为、交易方式和量能上，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特征。他认为通过量化的分析方法完全可以发掘这样的特征，并进行套利。他自己称之为“内幕交易套利”，为此还专门从路透金融数据库购买了大量的相关高频交易的数据。
这与证监会基金部监察异常交易情况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今年3月，证监会基金监管部与济安金信联合开发的FIRST系统，正是通过量化分析对基金投资交易进行主动核查并对异常进行预警。
虽然“有效资本市场假说”认为，如果证券市场充分有效，风险是决定投资回报的唯一因素，市场上不存在系统性的错误定价，投资者也不能利用任何信息取得超额回报。但是中国证券市场的 “无效性”，每每成为中国宽客们创立模型和套利策略的出发点。
摩根士丹利华鑫的刘钊也常常有一些自己的“小发现”。他完全从量化的角度发现，作为中国资本市场的特色之一，10%涨跌停牌也有内在规律性，追涨杀跌的羊群效应十分显著，如果一直追买入涨停的股票，后期亏损的概率极高，反之追买跌停的股票，后期赚钱的概率也极高。
越先发现市场机会的量化投资人获得超额收益率的机会将越高，而随着这些独家发现被越来越多的量化投资人发掘、认识并应用后，获得超额收益率空间将越来越小，因此，这种“独家发现”成为量化投资圈相互之间“不能说的秘密”。
“沪深300股指期货套利”就是其中一种。很多量化对冲投资人发现，当沪深300股指期货最后交割日越来越临近，由于股指期货产品缺乏流动性，沪深300股指期货和实际股指有明显而且相对稳定的差异，如果在股指期货和实际股指之间进行套利，可以稳获1%～2%的收益率，如果再算上期货合约本身杠杆，收益率将进一步扩大。但随着越来越多的投资人发现了这个“秘密”，该收益率已经逐渐缩小到70～80个基点。
中国宽客们所有研究的模型和套利策略的出发点，针对了中国市场的“无效性”，但通过套利行为，反过来也影响了市场，慢慢推动了中国证券市场从“无效”到“有效”的转变。
明星对冲基金投资经理们看上去挥霍、拜金，如同好莱坞明星，一掷8000万美元购买一幅现代派画作，在纽约、伦敦、巴黎这些城市中惊爆出超级豪宅以频频刷新的天价成交的新闻。但中国的宽客们显然不是这样，他们更加低调和隐秘。在中国，量化投资尚不是主流投资方式。除了思考投资模型，他们还必须时时刻刻准备好向别人解释量化投资是什么、量化模型是什么等基本问题。
好在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该领域。2010年3月，与刘震私交甚好、同样酷爱运动的南方策略基金经理刘治平、博时基金的王政等人在上海的一次聚餐结束后，决定成立一个“Q-Club”，又名“量帮”，意在给量化投资研究和实践提供一个交流平台。短短两年时间，量帮的人数从最初的50人发展到现在的100多人。其中的成员不仅有公募、私募、券商、期货甚至还包括一些在海外从事对冲基金投资的华人。
国际对冲基金也已经潜入。刘震的大学同学李丹炯曾经在总部位于美国伊利诺伊州的对冲基金公司迈格尼塔（Magnetar Capital）工作。这家对冲基金由著名的城堡投资集团（Citadel Investment Group）前明星经理人埃莱克·里托威兹(Alec Litowitz)创立，为很多债权抵押证券(CDO)的创立提供了便利。CDO是以次级抵押证券及衍生品捆绑形成一个庞大的组合，然后分成一个个小单位向世界各地投资者发售的金融工具。2007年，当李丹炯为迈格尼塔设计CDO模型而焦头烂额，两个月进展不佳时，他想到了自己的一位好友史蒂夫·库恩（Steve Kuhn）曾向他提及，曾经在中国挑选到优秀的数学天才的经历。
现任松河资本管理公司（Pine River Capital Management）首席信息官的库恩在2005年从高盛固定收益部辞职，来到北京，在北大开了一次业余讲座。这次讲座开始时上座率不错，但是后来人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了两名中国学生——一位姓张，另一位姓王。他们都是数学专业，对库恩讲述的数量投资兴趣十足，库恩也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悟性极强的天才影子。
库恩把两位学生推荐给了正为CDO模型进展不利而焦虑的李丹炯。当时两位学生一位硕士即将毕业，一位正在攻读博士学位，他们用了两个星期时间，发现了模型的问题所在，并在之后的电话会议上，井井有条讲出解决方案，让李颇为震惊。李丹炯意识到，中国有众多适合量化投资的天才少年，只是缺乏机遇。为什么不在中国成立一个这样的团队？
他随即专程回国，见到这两位大学生，迎接他们的整整两个月的实习工作，他们要处理更加复杂的投资模型。北京五道口东升大厦是最初办公之地，后来办公室也曾设在马路对面的清华科技园内。
李丹炯最初招募少年宽客的方式是校园宣讲会。他在北大和清华的BBS上发布招聘信息，收到应聘者简历后，给每位符合条件的人发一道案例研究题，让他们用一个月以内的时间分析该案例，然后现场做陈述，并回答李提出的问题，以此测试应聘者的思维能力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中国的少年天才们就这样参与到对冲基金的全球运作之中。他们一般会先到迈格尼塔北京办公室带薪实习半年左右，多数人在实习期结束后都会留下进入团队工作。这支中国团队已经成为迈格尼塔重要的研究力量，迈格尼塔全球90亿美元投资组合中，中国团队会参与到其中项目的三分之一，负责的项目主要面对美国和欧洲市场。2008年的金融海啸中，CDO给华尔街带来了巨大损失，但迈格尼塔获利颇丰，其独特的量化策略性投资当年实现了25%的回报率。中国团队贡献颇多。
李丹炯去年曾尝试以基金中的基金（Fund of fund）的方式，推动迈格尼塔真正进入中国投资市场，不过在合同条款最后阶段由于细节问题未能达成一致。
李去年已经离开迈格尼塔，但他留下的团队依然让该公司成为在中国拥有最大量化团队的国外对冲基金。迈格尼塔的中国量化团队自称“Magnetar China FE”，现在已经达到30人的规模，其中一半负责模型构建，四分之一负责交易，四分之一负责数据研究分析。还有十几位来自北大和清华的在校学生以兼职身份从事数据研究工作。
这群“矿工”隐匿在北京东三环环球金融中心里。公司占据大厦半层，前厅是一个宽敞的活动室，三台醒目的PS游戏机和一张乒乓球桌，办公室里还安置着一部巨大的望远镜——迈格尼塔创始人里托威兹是位天文爱好者，他给公司取名“Magnetar”，意指一种有强大磁场的中子星，望远镜是他送给中国团队的礼物。他们或许真的需要一架望远镜遥看远在大洋彼岸的市场——受到中国投资政策的限制，迈格尼塔不在中国进行任何对冲投资。
刘震一直关注着迈格尼塔在中国的业务进展。对他而言，这些外国对冲基金尚不会与中国的量化投资产品产生任何竞争。“我曾经和李丹炯开过玩笑，” 刘震说，“中国市场是一个好地方，有美酒、美食、美女，但会跳舞的人多数还在门外徘徊，只有少数人偷偷溜了进来，其他人只能溜着门缝看屋里的热闹⋯⋯”
作为身处“屋内派对”的刘震，以及和他同道的那些中国量化投资人们，已经在这里小试拳脚，但如何打破中国股市旧规则的牢笼，突破无处不在的中国资本市场的“无效性”，将现代投资组合理论应用于中国的资本市场，依然是他们最大的挑战。刘震说，他们的终极目标是“改变这场比赛规则”，那是他从《点球成金》这部电影中看到的点睛之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