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三周年，但即使是与破坏性事件相关的教训，也起着有意义的作用，并提醒我们，什么是现在知道的，什么还尚未明了；而对于重大历史事件，什么是我们永远不能了解的。今天，这一点显得尤其重要。因为，就像将军策划着军事胜利，决策当局，以及那些将要起草主导他们行动法律的立法者，绝对不缺“打类似于上一场的战争”并且将之打得精彩的动力。事实上，至少在美国，决策当局公布的应对上一次“战争”的记录让人赞叹。尽管一些专家再次保证，我们已经学会如何避免另一个雷曼兄弟式的灾难，但是他们也应该停下来回顾其他一些重要时刻：
20年前我们学会了如何避免另一个借贷危机；
若干年前我们学会了如何避免另一个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
八年前，我们学会了如何避免安然事件的再次发生（到目前为止，虽然我担心安然式会计操作在某些国家可能正在卷土重来，他们允许对国家重要银行放松会计监管，以尽量争取时间来弥补不完整的和可疑的资产负债表）。
记得六七年前我与一个非常高层的政策制定者的一次交谈中，他说当今全球金融体系面临的头号问题是对冲基金，因为不像受严格管制的银行，对冲基金是不受监管的。他邀请我给出回应（当时我提及了一家对冲基金），我相应的回答是：“对冲基金是一个补偿计划，而不是一个投资策略。你监管的所有主要银行的自营部门都有与对冲基金相同的交易方式。这会使你或多或少有些紧张吗？”
金融市场的历史告诉我们，“不再发生”最终变成了“这次情况不同”，如Kenneth Rogoff and和Carmen Reinhart提醒我们的那样，在整个历史中“这次情况不同”最终酝酿了下一个金融危机。
在当前危机情况下，“这次情况不同”所体现的逻辑是，证券行业及评级机构的专家在评估部分结构性产品违约风险时，在理论上，可以把信用风险分散和分配给全球范围的日趋成熟的投资者，从而避免风险过度集中在那些“大到不能倒”的证券发行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上。那曾被认为是充满勇气的“放款加转销”的新世界，很快就风光不再。评级机构和投资银行对复杂结构性产品的定价的假设是关于违约可能性，尤其是它们的相关性，是（引用Donald Rumsfeld）由“旧正态”分布推导出来，于是来自不同层面的现金流有着向历史均值聚集的特性。而在现实中并非如此，价值数千亿美元的AAA级抵押债权凭证（CDO）的被降级为垃圾债券。一个“旧正态”世界中的概率为六西格玛的事件（几率为百万分之3.4）在“新型正态”世界中每天都在发生。
本文包含了我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对投资者造成的重大而持久的影响之一：现在以及可预见的未来，我们的世界中，平均的增长率、通涨水平、公司及主权违约以及由这些结果驱动的投资回报，对于投资者及决策者来说越来越不重要。因为我们处于一个分布趋于分散而尾部变厚的“新型正态”世界。所以，出现均值的现象将会变得很少，并对投资策略的基础至少产生三个影响。
得到正确的尾部分布
首先，因为投资者购买资产的价格反映的是先前收益的分布均值，在“新型正态”时期出售资产以实现阿尔法收益则要求我们得到正确的尾部分布。左尾事件发生（或者在市场得知左尾事件很可能发生的消息时，如希腊事件）之后卖出很可能导致重大损失。右尾事件（或市场得到其很可能发生的消息时）之后卖出很可能带来重大收益。平均而言，投资者的回报率可能适中，但很少有投资者能实现平均回报。
得到正确的尾部分布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并不容易。经验法则和历史相关性将可能被证明无效，甚至更糟的是误导投资组合持仓策略。有大量例子存在：“V型”的复苏未必肯定跟随着严重的经济衰退（美国新的数据正说明了该情况）；三倍的基础货币供应也未必导致两位数的通胀率，如财政部通货膨胀保值债券（TIPS）所显示的那样；以及5千亿美元的官方一揽子救援计划也许未必能提供足够资金，以解决主权流动性中断问题（如希腊政府债券价格所反映的）。
至于欧元，正如我同事Andrew Balls在最近的一篇文章指出：欧元区存在多种结局的可能：一个极端情况就是成功的财政调整，更深层次的税收联盟和欧洲货币基金的设立，在“特殊目的机构”（SPV）的基础上，确保防止危机再次发生；另一个极端情况，可能牵涉一个或多个国家离开欧元区，可能不只是欧元区中最弱的成员将要离开。例如德国可能在某一天发现从欧元系统重返马克系统的好处。不可想象的事情，现在已经变得可以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