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成熟市场上，上市对于一个企业来说，不仅意味着可以公开融资，更意味着成为一个公众公司，必须对公众持股人负责、接受更加严格的监管。其一举一动都会暴露在股东、媒体和监管机构的关注和监督之下，这种严格的监督可以称得上是一种上市的“隐性成本”。因此，企业在决定上市与否时都会评估这一成本，海外许多符合上市条件的企业并没有选择上市这条路，甚至有不少上市企业会选择私有化退市。但在国内，上市的“隐性成本”实在太低，尤其是对于财务造假和欺诈的惩处力度较轻，这使得上市甚至造假上市高收益、低风险，在某种程度上诱使个别企业铤而走险。
从最早的银广夏到近年的立立电子(002257,股吧)、胜景山河(002525,股吧)、万福生科(300268,股吧)事件，包装上市、造假上市的例子屡见不鲜，严重损害了投资者对股市的信心，但较轻的处罚力度没有吓退造假行为。究其主因，还是违法成本太低，监管力度仍显不足。
这方面成熟市场有不少值得借鉴的经验。上市公司如果在美国市场造假，将面临大量的法律诉讼甚至勒令退市，企业高管和中介机构负责人也将被追究刑事责任。例如，美国能源巨头安然公司在2001年因虚增利润丑闻败露而迅速破产，相关高管分别获刑5年至10年。
在香港，标志性的案件是对造假上市的洪良国际的处罚。因获得洪良国际财务造假的线索，2010年3月29日，香港证监会迅速对洪良国际展开法律程序，要求香港高等法院发布相关强制令，冻结了洪良国际上市募集的资金，之后责令洪良国际以10.3亿港元回购其已经发行的新股，回购所耗资金超过了洪良国际在香港IPO募集的9.97亿港元，洪良国际的保荐机构兆丰资本也因此被吊销牌照，并被处以4200万港元罚款。此外，香港证监会去年正式提议，保荐人需要为招股书上的不实陈述负民事和刑事法律责任，最高惩罚为罚款70万港元和监禁3年。
这些经验值得我们学习。监管部门应采取多种方法加强监管，提高IPO企业的造假成本，令造假企业知难而退：首先，应完善相关法律规定，对IPO涉及主体的处罚由目前的经济处罚和行政处罚为主过渡到经济处罚、行政处罚、刑事处罚等“三罚并重”，迫使各主体加强自律、提高自身水平；其次，完善上市公司欺诈行为的赔偿机制，鼓励投资者以集体诉讼形式向造假欺诈公司索赔；最后，放宽对并购和再融资限制，鼓励中介机构从事并购业务，这样不仅可以提高IPO中介机构的质量和信誉，而且可以使中介机构不必担忧失去客户而被迫作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