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客”擅长用金融市场的数据建立模型和计算机程序进行量化投资，在稍纵即逝的机会中“淘金”。他们大多理工科背景，没有系统学过经济和金融，不擅长阐述大套的金融学理论，可是并不妨碍他们成为全球金融圈里的宠儿。在中国，在杭州，随着股指期货、融资融券等金融衍生品的推出，“宽客”们也正在崭露头角。
应届生拿到120万港币年薪 量化投资偏爱理科生
萎缩的IT业给学习数学、物理、计算机的理科生关上一扇窗，欣欣向荣的量化投资领域却给他们打开了一扇大门。
崔天翼是浙大计算机学院大四学生，今年7月份他将拿到**书。他一点都不担心今后的就业，因为他已经拿到了 Jane Street Capital香港公司的录取通知。只要一毕业到岗，这家公司就给他开出120万港币的年薪。
应届本科毕业生拿到120万元港币的年薪，听起来就像天方夜谭，但这就是这家公司给量化投资专业人才开出的真实价码。“小崔去的这类对冲基金，往往只有几十号人，却管理着几十亿美元的资金，人均创造的效益可观。”从事量化投资教育，浙江大学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区域规划研究所所长汪建坤副教授表示，小崔可以拿到比应届毕业生多出2倍以上的年薪，是因为他是量化投资团队紧缺的数据挖掘高手。
用数字和数学公式去发现、预测并投资金融市场规律的群体就是“宽客”。和传统金融领域由会计、经济、金融专业等人把持不同，宽客们几乎清一色是理工科背景。”我们招人首选计算机、数学、物理这些专业，如果是经济类专业，在选修课程中也应该学习了理工科。”永安期货程序化交易部总经理刘宁介绍。
大陆公司给宽客们也开出了高价码。刘宁说，量化投资小组的员工收入高过同单位的研究人员。研究人员平均收入15—20万元，那么量化投资的人才就能拿到20万元左右。
海外宽客争相回国 顶尖高手尚需百里挑一
虽然量化投资在国外已经有几十年的流行历史，但最近两年中国的量化投资方崭露头角，这主要得益于随着股指期货和融资融券业务起航，对冲工具的出现，为从事量化投资的宽客们提供了较多的工具和操作空间。
数据显示，目前国内股指期货交易量中40%的比例由量化投资完成；在美国，30%的金融产品交易量由直接量化交易完成，通过量化交易进行辅助决策的比例已占据70%。未来，中国的量化交易占比也将是这样的发展趋势。
良好的发展前景引发宽客们回国潮。“在黑石、高盛等海外投行从事量化交易的资深人士，虽有回国的意向，可是许多公司支付不了那么高的价码，而且他们也掌握了持续稳健盈利的量化投资方法，于是不少人选择了单干。”业内人士透露。
曾就职于贝莱德公司任大中华地区首席基金经理及量化分析师的王黎，回国就选择单干，自己创证了杭州龙旗科技有限公司。在实盘大赛中，他采用量化投资交易斩获不菲收益。
快速发展量化投资引发对宽客们的饥渴需求。“招聘量化投资人才的公告常年有效。”浙江一家私募公司沈先生告诉记者。
“公司和产业客户，都提出了量化投资人才的培养需要。”永安期货总经理施建军支持了浙江大学生投资联盟成立，他希望通过浙江大学生投资联盟这个平台，能提高在校学生的量化投资水平，为国内量化投资领域培育人才。“量化投资的人才毕业后，除了期货公司外，私募、公募、证券自营、资产管理都需要，市场缺口很大。”他说。
在王黎看来，在量化投资领域，中国不缺乏人才基础，“在美国很多做量化都是亚洲人。我们现在很多员工都是从浙大招来的，完全不比在贝莱德的时候差，甚至比他们都强。中国人才和美国的差距在于经验方面和市场的成熟度。”
不过，方正富邦基金资深量化策略师丁鹏认为，大部分宽客只是量化投资团队的“螺丝钉”，能够成为量化基金经理的人才，依然是短缺的。“如果说全世界有2000个量化投资人才可堪当大型量化基金经理，那么目前，中国出类拔萃的人只有200个。”
量化投资将成主流
数据、交易制度
和工具不足成障碍
“宽客”们津津乐道的故事是“量化基金之王”的詹姆斯·西蒙斯的显赫战绩。作为世界级的数学家，也是对冲基金公司文艺复兴科技公司的掌舵人，1989年到2009年间，他操盘的大奖章基金平均年回报率达35%，比“金融大鳄”索罗斯和“股神”巴菲特的旗舰基金也高出10余个百分点。
刘宁表示，公募基金的人才离开后，往往会对基金业绩产生巨大冲击，而量化投资则不会因为单个人的离开而对业绩影响很大，量化投资往往是团队的成果，具有知识的沉淀和延续的功能。
不过，匮乏的对冲、杠杆工具和高昂的交易成本现今制约量化投资的大规模发展。王黎表示，虽然在中国，由于市场不太理性，个人投资者的羊群效应，使得短时间内市场出现了很多的机会。在国内做交易限制也是很多的，比如股票只能做T+1，各种手续费用非常高，比如千分之一的印花税、融资融券成本基本在8%左右，还有股指期货的交易费用远远高于国外，所以这些限制使得很多的策略没有证法得到有效发挥。
“中国的公司缺乏数据储备，这些数据是进行量化投资的基础，而国内宽客们对投资策略的寻找也在摸索中，因为美国管用的策略并不能照搬照抄到中国市场。”汪建坤认为。
成都银万投资管理公司创始人王玺也指出，国内的量化交易机构更多的只是把擅长的投资策略及常用的技术指标做成自动化交易，用程序自动执行的方式来进行买卖操作，这种属于“伪量化”。如果只有模仿和引进，中国的量化投资机构将永远无法达到海外一流水平的高度。
